前几日，久不联系的一位老友发来微信，“现在互联网行业日子不好过，你那边还好吧？”感动之余，我告诉他大平台还好，中小机构的日子的确不太好过。

当前，互联网行业“寒冬论”盛行，我们很容易从互联网企业缩招与减员、发债企业违约、大佬过冬言论甚至是曾经飞涨的房租普遍下降等多个维度找到佐证。昔日辉煌、今日落寞，反差与反转，总是格外引人注目。

于消费金融行业而言，要说步入“寒冬”，未免有夸大之嫌；但调整与低谷，也是客观事实。展望2019年，行业能走出低谷吗？

回顾2018：融资贵被遏制，融资难初露端倪

展望未来之前，先对行业演变现状做个总结。

回顾消费金融行业的2018，有个词很贴切：分化。银行等持牌机构与互联网平台之间，有分化，互联网平台内部，也有分化。分化的广泛存在，以至于我们站在不同的视角观察消费金融行业，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图景。

从一个视角看，上市平台股价缩水、头部平台放贷规模下降、明星平台转型失利。裁撤门店、裁减人员，互金平台断臂求生的勇气与无奈，格外令人感慨。

若换个视角，也能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依托消费升级的大风口，政策层面不断释放鼓励与友善信号，银行等持牌机构大举推进，放贷金额再创新高；巨头通过开放平台合纵连横，处处繁华景象。

分化的产生原因，可追溯至现金贷新规，某种程度上是监管为了遏制“融资贵”问题的有意为之。

现金贷最大的问题并非无场景依托，而是利率太高。自2016年以来，现金贷业务带动消费金融行业利率定价中枢上移，经过舆论层层发酵，“高利贷”的标签与现金贷紧紧捆绑在一起，至今也没撕下来。当高利贷与大学生校园贷、暴力催收等话题结合时，更是引爆了舆论关注，各方口诛笔伐下，现金贷新规应时而生。

现金贷新规直接明确了利率上限，用合规经营这把利剑斩断了“融资贵”的根源。头部平台开始转型引流平台，将客户传导给资金成本更低的银行，银行市场份额快速提升，互联网平台的自营业务不断萎缩，分化开始了。

问题是，过犹不及，道德层面的制高点，通常都是双刃剑。当我们以为消灭了融资贵时，融资难便会浮出水面。

现金贷的野蛮增长，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只要允许融资贵，便能消灭融资难。融资难的存在，本质上源于金融机构对于风险的规避态度。当银行等持牌机构无法准确识别风险时，应对策略通常是战略性放弃，不做这个群体的业务，这才有了融资难。

而现金贷平台的应对策略则是调整利率定价，用高利率覆盖高风险，50%不行就100%，100%不行就500%，没有做不了的用户，哪里还有融资难一说。

所以，随着银行等持牌机构逐步成为消费金融行业的主流供给者，高风险人群进入主流融资市场的大门刚被互金机构打开，便要被关上了，融资难，来了。

2018年下半年以来，各类地下高利贷和高炮口子（超短期高息现金贷）重出江湖，灰色经营、不服监管，随着正规的高息贷款产品退出市场，这类机构倒成为了受益者。

年轻人的融资难及其消费潜力

提到高风险人群，很多人脑子里映出的是多头借贷群体、不良嗜好群体和骗贷群体，这类群体的融资难，是好事。不过，在金融机构眼中，所有无法准确识别风险的客户都是高风险人群，征信白户、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也是高风险群体的一种，这类群体的融资难，需要各方加以重视。

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点老生常谈，本文不再提了，我们从年轻人与消费升级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年轻人是征信白户，是金融机构眼中的高风险群体，也是社会中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

关于年轻人与中年人的不同（也可表述为90后与80后的不同），我看过很多解读，最令我耳目一新的，是杰弗里•米勒在《超市里的野蛮人》一书中给出的答案：

“人们的开放性、外倾性和个人主义往往会在刚成年时达到巅峰，而此时正是免疫系统最强盛的时期，而随着他们的健康状况在整个中年时期走下坡路，这些特质也会随之减弱。”

通俗点说，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处于最强盛时期，更愿意承担风险，消费欲望强烈，也更容易接受借钱消费的理念。

那么，年轻人的数量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