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方女王

3月22日，电影《老师·好》如期上映，于谦不说相声了，当了一回班主任，尽显80年代的校园百态及师生情。

 

镜头下的他，脱下大褂，穿上白色衬衣，戴上了黑框眼镜，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漫步于校园林荫小道，开始“误人子弟”，

 

电影末了，班主任苗宛秋说：“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

 

这个头戴“相声皇后”美誉的于大爷，截止今日，参演过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超过58亿了。

许多观众流着眼泪离开影院后，不禁发出感慨：大爷不老，我们都欠他一座影帝奖杯！

 

当曾经的摇滚老炮儿们纷纷拿起保温杯泡上枸杞，于谦反而穿上牛仔衣，头顶新卷发，踱步上台吼起了崔健的《一块红布》。

各位您瞧见了，这才是京城顽主该有的样子。

 

问：于谦他爹是谁？

答：王老爷子！八大胡同董事长！

问：于谦他儿子是谁？

答：郭小宝！

问：于谦三大爱好？

答：抽烟喝酒烫头！

 

人生五十余载，于谦却始终活得像个“玩世不恭”的孩子，游离于自己的一方土地，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

 

人在江湖，远离喧嚣。

 

自得其乐，逍遥处世。

 

 

关于“玩”的心思，于谦可谓是天性使然。

 

他的父亲是大港油田地质勘探老总，副局级干部；母亲也是石油炼厂方面的专家，家境颇为优渥。

 

混迹于北京大院儿的于谦，是个地地道道的“京城少爷”，从小跟姥姥和5个姨妈长大。

 

“你想想，这样的组合得对我纵容到什么份儿上”。

 

他自小便养成了爱玩儿的脾性，上小学一年级时，路过官园花鸟鱼虫市场，手里紧紧攥着五毛零花钱，野心勃勃买了两只粉眼鸟，如获至宝，抱着屁颠屁颠回家了。

 

那可真是提笼架鸟，飞鹰走狗，打鱼摸虾，豁豁庄稼，老北京八旗子弟玩啥他玩啥。

 

爸妈为之担忧，他反而觉得：

 

“哪能天天忙正事，一根弦绷得那么紧，干嘛呢？”

 

院儿里的邻居看到他都说：“这孩子，真是个少爷秧子。”

 

十二岁那年，刚上初中的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退学去了曲艺团。

 

可老师觉总得他不是这块料，瞧这“死羊眼，一张脸”，眼睛、表情都不灵动，不适合相声表演，劝父母“赶紧带孩子走，别耽误了孩子”。

 

那时的于谦，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他跟着一位学长苦练了一周，等到验收那天，团长、书记，还有在学校执教的相声名家王世臣老先生都坐在台下。

 

他刚讲了一小段，王世臣扭头就问：“我看这孩子不错啊，留下吧。”

 

于谦顺理成章留了下来，为了心中所爱，他寒冬腊月，天不亮就起床到团里，集体坐卡车到农村演出，一天演三场。

 

将两个拖拉机倒着开，两斗碰上以后，槽帮一卸，便是舞台。两个屏光一打，开演！

 

演出结束，身子也冻透了。

 

他每场演出拿到的酬劳只有几块钱，条件异常艰苦，却乐在其中。

 

险些被劝退的经历和演出环境的艰苦，都没有给年少的于谦带来任何烦恼，相反，在他眼中只有集体生活的无忧无虑。

 

毕竟在于谦心中，生命中一定要有所热爱，方可玩得有底气。

 

可生不逢时，于谦从学员班毕业一年多以后，相声淡出主流娱乐，演出越来越少。前路十分渺茫，他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

 

彼时的相声几乎淡出了老百姓的视线，演出没人邀，走穴没人用，慰问没人听，晚会没人看，上班没人管，排练没人理，单位没人情，领导没人味儿。

 

1994年，正值流行音乐、霹雳舞、魔术风靡之时，于谦每每都是硬着头皮上台演出，思虑着“我要跟他们说点什么，才能不往下哄我呢。”

 

面对观众哄台，于谦开始表演吉他相声，在旁人看来无法忍受的委屈，他却视为乐趣所在。

 

于谦热爱相声，靠其谋生，却遭遇无处可说的境地。

 

名义上能挣400多块钱工资，实际上扣除各种罚款，工资到最后就剩一块两毛。

 

曲艺团没落之时，于谦刚娶了媳妇，心里这叫一个急啊。只要回到家，就会听到媳妇问“咱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啊？”

 

眼看相声没落饭碗难保，他摸了摸干瘪的钱包，意识到“玩不起了”，为了生存，他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大专班，进修了两年。

 

随即开始演小品、话剧、拍电影、电视剧、接广告、当主持人，什么活儿都能玩出名堂。

 

这个世界之所以乏味不堪，有时就是因为功利的聪明人太多，有趣好玩的人太少。

 

有趣不是沽名钓誉的与世为敌，有趣是如日中天时仍敢遗世独立。

 

他在自传《玩儿》这本书中，记录了第一次接到剧组邀请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