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刻相同印文的篆刻家不在少数，可像吴让之这样钟情于“观海者难为水”，先后刻有五方，时间跨度达二十余年之久的却并不多见。

  观海者难为水，语出《孟子·尽心章》，原文为“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吴让之取其中六字，所刻五方“观海者难为水”，四方为朱文印，一方为白文印。印面大小不一，最大的一方是5厘米朱文印，最小的一方是唯一的一方白文印，2.2厘米。

  许多篆刻大家给予了吴让之极高的评价，赵之谦在其自用印的边款上称“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唯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自视天七人三傲气凌人的赵之谦给予了前辈如此的评价，足见吴让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吴昌硕、黄牧甫及当代的韩天衡等许多优秀的篆刻家皆在他那里吸收了大量的营养，丰富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吴让之篆风对后世篆刻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力。

  黄宾虹有言：“让之姿媚，一竖一横，必求展势，颇为得秦、汉遗意，非善变者，不克臻此。”从吴让之所作的五方相同印文的“观海者难为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有守而不泥古，自放而不逾矩”，善变的吴让之。

  此印（图一）应该是吴让之五方“观海者难为水”中最早的一方， 3厘米朱文印。此印作于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那一年，吴让之三十四岁。时从包世臣门下学书，包世臣作为吴让之的老师，对这个学生一直是赞赏有加，不仅倾心相授各体书法，更在这一方印作之上，亲作《念奴娇》词，题跋长款，婉转千回，气势如虹，为熙载说印章意，可以看出包氏对吴让之及此印的推崇。

  在包世臣的四面边款之外，吴让之落了一简短顶款，刻有：“此词此书此刻，皆一时无两，后之得是石者，其勿磨去可也。”言词之间流露着对尊师的敬重与仰慕，似可感受其时的愉悦之情。

  这方印，作于吴让之得见邓石如作品的四年之后，它的标签即是“印从书出” ，邓氏之风隐隐其中。印面做六字平均分布，字体呈小篆修长体态，自然流畅，温婉圆转，黄宾虹所谓的“让之姿媚”，即可窥见一斑。

  这一方，可以说是吴让之“印从书出”的亮剑之作，锋芒照人。

  此“观海者难为水”(图二)是1858年，吴让之六十岁时所作。这也是除了上述一方留有简短的顶款之外，五方印中唯一一方附有诗文的长边款。

  六十岁的吴让之，历经人生磨难。终老只是一个县学诸生，无望仕途。一生潦倒，老年更是生活困顿艰难，而此时篆刻可能就是他心灵之中的一碗芳香浓郁的鸡汤。花甲之年，人书俱老，于书于篆，此刻炉火纯青。这一方是他为陈宝晋所刻4厘米正方朱文印。边款除记事外，更成诗一首，颇为难得：“百川学海羞（沟）行潦，但道能观未足多，为进一言君记取，若论源委要先河。守吾见余有观海者难为水六字印，亦属刻之，遂系以二十八字，咸丰八年祀灶日，雉皋舟中，让翁记。”

  五方同文之印，现今并不能确切考证吴让之于何时何地并刻为何人，这样看来，边款显得尤其珍贵。在这里，吴让之有“守吾见余有观海者难为水六字印亦属刻之”一言，由此可知，此五方同文之印并不完全是自用印，至少这一方不是。

  吴让之刻印以老实为正，不仅体现在他的章法处理上，在篆法上更是一任自然，无丝毫的矫揉造作。吴让之的印作中，“海”字大量出现，变化也颇多，而采用这样的处理，将此字改变为上下结构，并不多见。此之变，使右下角变得开阔，整方印也顿感明朗起来。

  吴让之终年七十二岁，这五方印中，不知是否有他在人生的后十年中所刻。如果三十四岁时所刻的是第一方，而把这一方看作是他“观海者难为水”的收官之作，那么，这五方印的创作时间跨度至少也要有二十六年。

  这也是一方附有边款的“观海者难为水”（图三），有边款真好，可以听故事。略显遗憾的是，此处落款的并非吴让之。